第0464章 秦淮夜雨 (第1/2页)
民国十六年八月末，南京。
连下了三天的秋雨，把秦淮河泡成了一锅发着霉味的浑汤。画舫依旧在河面上漂着，只是舱门紧闭，丝竹声稀落，偶尔从某个朱漆窗格里漏出一两句软糯的苏州评弹，也被河风一吹，散得无影无踪。
这满城的繁华，像是被人抽掉了骨头，只剩一副软塌塌的皮囊。
沈砚之坐在中央饭店三楼临窗的藤椅上，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的龙井。他面前摊着一份当天的《中央日报》，头版头条赫然印着蒋介石的讲话："戮力同心，完成北伐"。可报纸的第三版，却用小号字体登着一条消息：上海总工会被查封，工人纠察队百余人被捕。
"总指挥，人到了。"
赵铁柱推门进来，浑身湿透，军帽檐上滴着水。他身后跟着一个穿着灰色长衫、撑一把黑伞的年轻人。那年轻人约莫二十出头，面容清瘦，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，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。
"沈将军，久仰。"年轻人摘下眼镜，用衣角擦了擦镜片，重新戴上，然后不卑不亢地鞠了一躬。
沈砚之放下茶杯，打量了他一眼。
"坐。"
年轻人没有客气，在沈砚之对面坐下。赵铁柱关上门，退到门口守着。
"你叫什么名字？"沈砚之问。
"陈延年。"年轻人说，"不过这次来，我用的是化名——陈文杰。"
沈砚之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。
陈延年。他知道这个名字。陈独秀的长子，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。两年前他在上海见过一面，那时候的陈延年穿着一身工装，在码头和工人一起扛麻袋，谁也看不出这是一个留法归来的博士。
"延年同志。"沈砚之改了称呼，"你从上海来？"
"对。"陈延年从长衫内袋里取出一封信，放在桌上，"这是中-共-中央给您的信。"
沈砚之没有立刻去拿信。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将窗帘拉开一条缝，向外看了看。国府路上，一辆军用卡车缓缓驶过，车斗里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，刺刀在雨中闪着寒光。
"这里说话安全吗？"陈延年问。
"比别处安全。"沈砚之走回桌旁，拿起那封信。信封上没有署名，没有地址，只有一个用铅笔画的五角星。他拆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薄如蝉翼的纸，上面用蝇头小楷写着几行字：
"砚之先生勋鉴：近日宁汉分裂，蒋氏背叛革命，大肆捕杀爱国志士。先生身处虎穴，望善自珍重。中-共-中央愿与先生携手，共图大业。如有意，请于九月初三夜，秦淮河画舫一会。来人持此信物。"
信的末尾，画了一枚铜钱——外圆内方，中间没有字。
沈砚之将信纸重新折好，放回信封。
"你们怎么找到我的？"他问。
"程振邦将军牺牲前，留下了一封信。"陈延年说，"信中提到了您，也提到了西南的那支部队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革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可以去找沈砚之。"
沈砚之的手指微微一顿。
程振邦的信。他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。那位老兄弟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还在为他铺路。
"延年同志，"沈砚之抬起头，"你们要我做什么？"
陈延年推了推眼镜，目光直视沈砚之。
"两件事。"
"说。"
"第一，保护。南京城内，还有三百多名地下党员和工会骨干，被国民党特务追捕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，已经失去了组织联系，躲在各个角落。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让他们暂时藏身。"
沈砚之没有说话。三百多人。这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把这些人藏在自己的部队里，等于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。
"第二，"陈延年继续说，"情报。蒋介石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清剿行动，代号'铁血'。行动时间定在九月中旬，目标是南京、上海、杭州三地的地下党组织和左派人士。我们需要提前知道具体的行动部署。"
"铁血"计划。沈砚之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。他听说过这个计划——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立夫亲自督办，动用了中统和军统的全部力量，准备在长三角地区进行一次彻底的"清洗"。
"延年同志，"沈砚之斟酌着措辞，"你们要我保护三百多人，还要我帮你们搞到'铁血'计划的情报。这两件事，任何一件败露，我和我的部队，都会万劫不复。"
"我们知道。"陈延年的声音很平静，"所以，中-共-中央给您的不是命令，是请求。"
他站起身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钱，放在桌上。
"这是信物。如果您同意，初三晚上，秦淮河上会有一艘挂着红灯笼的画舫，船头有一个卖唱的姑娘，唱的是《桃花扇》。您只需要上船，说一句：'商女不知亡国恨。'船家就会带您去见我们的人。"
沈砚之看着那枚铜钱。外圆内方，中间没有字。这和他记忆中程振邦随身携带的那枚铜钱一模一样——程振邦生前有个习惯，喜欢在口袋里放一枚铜钱，说是"外圆内方，做人做事都要有原则"。
"程振邦的铜钱？"沈砚之问。
陈延年点了点头。
"他牺牲前，把这枚铜钱交给了组织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需要沈将军的帮助，就用这个做信物。"
沈砚之拿起铜钱，放在掌心。铜钱冰凉，边缘有些磨损，但字迹清晰。他翻过来，背面刻着一行极小的字："共和万岁"。
"好。"沈砚之说，"我答应你们。"
陈延年松了一口气，重新坐下。
"不过，"沈砚之补充道，"三百多人，我不能一下子全收。分批来，每次不超过二十人。我会安排他们住在紫金山的营地附近，以'民夫'和'家属'的名义。另外，'铁血'计划的情报，我需要时间。"
"我们理解。"陈延年说，"九月初三，我们在画舫上等您。"
他站起身，撑开黑伞。
"延年同志，"沈砚之叫住他，"上海那边，情况怎么样？"
陈延年的手停在伞柄上。他的侧脸在灯光下显得有些苍白。
"四一二之后，上海的党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。"他说，"周恩来同志去了武汉，陈独秀同志……"他顿了顿，"陈独秀同志被停职了。"
沈砚之沉默了。
"但革命没有死。"陈延年转过头，目光灼灼，"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，革命就不会死。"
他推开门，走进了雨夜。
------
九月初三。秦淮河。
这一天的雨比前几天小了些，变成了蒙蒙的细雨，像一层薄纱笼罩着河面。河上的画舫比往常少了许多，偶尔有几艘经过，也是匆匆而过，不敢久留。
晚上八点，沈砚之换了一身便装——一件藏青色的长衫，头戴一顶瓜皮帽，看起来像个做生意的富商。他独自一人来到秦淮河畔的文德桥上。
桥下，一艘画舫缓缓驶来。船头挂着一盏红灯笼，灯笼上写着"秦淮"两个字。船头站着一个卖唱的姑娘，约莫十八九岁，穿着一件淡粉色的旗袍，手里抱着一把琵琶。
她开始唱了。
"桃花扇底送南朝，水榭风来酒力消……"
沈砚之听出来了，这是《桃花扇》里的唱词。他沿着石阶走下桥面，来到河边。画舫刚好靠岸，船家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，满脸皱纹，手里撑着一根长篙。
"客官，坐船吗？"老汉问。
"商女不知亡国恨。"沈砚之
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