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 (第1/2页)
南京在烧。
隰衡站在鼓楼的楼顶往下望。鼓楼是明代的建筑，两层飞檐，青砖灰瓦，在太平年月里是报时用的——晨钟暮鼓，一声一声数着这座古城的日子。现在它是一座瞭望台。他爬了一百多级石阶上来的，石阶上有血，不知道是谁留下的，已经干了，凝成暗红色的薄壳，踩上去嘎吱作响。
楼下是南京城。或者说，是南京城的残骸。
中华门方向的火从昨天烧到现在没停过。烟柱有鼓楼那么粗，根扎在城里，头散在天际，把十二月的灰色天空染成了一种浑浊的黄。风从南边吹过来，带着焦糊味——不是柴火的味道。
他闻过很多次这种味道。咸阳烧过，洛阳烧过，汴京烧过。每一次都一样。这种味道会钻进衣服里，钻进头发里，钻进鼻孔的最深处，洗不掉。
但这一次不同。
这一次的味道里有别的东西。
隰衡从鼓楼上下来，沿着中山路往南走。路上没有行人。平时这条街上挤满了人力车、板车、小贩的担子、学生的书包、军官的吉普，热闹得能把耳朵震聋。现在空了。地上到处是扔掉的鞋子、包袱、孩子的玩具、散落的纸张。一辆人力车翻了，车把朝天翘着，像一具翻过来的尸体。一家绸缎庄的门板被卸掉了，里面的绸缎被扯得满地都是，红的绿的蓝的，踩在脚底下，混着泥和血。柜台上的算盘翻倒在地，算珠散落了一大片，在灰扑扑的地面上滚来滚去，像一颗颗白色的眼珠。
他走了三里路，到了安全区。
安全区是几个外国人发起的，占了金陵大学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、鼓楼医院一带，方圆不到四平方公里。二十几个外国人——教授、医生、传教士——组织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，试图在日军的屠刀下给南京的百姓留一条活路。
他到的时候，安全区的大门口已经排了上千人。队伍从门口一直延伸到马路上，再拐进一条巷子，看不到头。有男人，有女人，有老人，有孩子。有穿棉袍的，有披着被单的，有光着脚的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种相似的表情——不是恐惧，恐惧早就过去了。是一种空。像一间被搬空了的屋子，墙还在，门还在，窗还在，但里面什么都没有。
一个老人拄着一根树枝做的拐杖，身上的棉袍烧了一个大洞，露出里面灰黑的棉花。他的手背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，血已经干了，凝成一条黑色的痂。他身旁站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，男孩的眼睛很大，大得不太正常，像两口井。他一直在四处看，看天，看地，看周围的人，看隰衡——他看隰衡的时候，隰衡觉得自己的胸口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。那双眼睛跟那些死在巷子里的人的眼睛不一样。那双眼睛还活着。还在看。还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。
隰衡走进安全区，找到委员会的办公室。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美国人正在门口指挥几个志愿者搬运大米，看见隰衡就问："你是中国人？会搬东西吗？"
"会。"
"那就来搬。"
他搬了四个小时的大米。一袋一百斤，从卡车上卸下来，扛进仓库，码好。大米是从上海紧急调来的，一共三百袋，是安全区三十万人接下来三天的口粮。搬到后来他的肩膀磨破了皮，衣服上的血和汗混在一起，黏糊糊的。
那个美国人——他后来说自己叫约翰·拉贝——在搬完大米以后看见隰衡的衣服，皱了皱眉。"你有干净的换洗衣物吗？"
"没有。"
"那穿我的。"他扔了一件衬衫过来。
隰衡接住衬衫。衬衫是白棉布的，胸口绣着一个字母"R"。他没有换，把衬衫揣在怀里。
拉贝又扔给他一块面包。"吃。"
隰衡咬了一口。面包是硬的，放了不知道多少天了。他嚼了几口，咽下去。
那天晚上他知道了外面的事。
不是一下子知道的。是一点一点拼出来的。
傍晚，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孩子跑进安全区。她的头发散了半边，脸上有灰，嘴唇干裂出血。孩子不大，三四岁，裹在一件大人的棉袄里，棉袄太大，孩子像被一块布包着，只露出一张小脸。孩子不哭，瞪着两只黑眼睛，安安静静地看着周围的一切。
女人把孩子放到地上，自己跪下来。
"我丈夫被带走了。"她说，声音是平的，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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